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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文

国内近三十年来近代盐工研究述评

时间:2021年03月06日 所属分类:经济论文 点击次数:

摘 要: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是中国古代及近代重要的专卖品,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盐业史也成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 盐工作为盐业的最直接生产者,与盐业发展休戚相关,是盐业历史的最直接参与者、见证者。 本

  摘 要:盐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是中国古代及近代重要的专卖品,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盐业史也成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对象‍‌‍‍‌‍‌‍‍‍‌‍‍‌‍‍‍‌‍‍‌‍‍‍‌‍‍‍‍‌‍‌‍‌‍‌‍‍‌‍‍‍‍‍‍‍‍‍‌‍‍‌‍‍‌‍‌‍‌‍。 盐工作为盐业的最直接生产者,与盐业发展休戚相关,是盐业历史的最直接参与者、见证者。 本文就近三十年来国内有关近代盐工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推进对盐工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近代; 盐业; 盐工; 研究综述

  自产盐之始,就有制盐之民,并世代相传。 古代没有对盐业劳动者的专门称谓,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无论是海盐生产,还是池盐、井盐和岩盐生产,一般都是由农民或者其他劳动者进行,有时甚至是由官府押送囚徒等来劳作。 后来随着盐业的发展,根据制盐劳动者所在地域和是否拥有盐业生产资料以及所使用的工具等差异,盐业劳动者逐渐有了不同的称谓,唐代称“亭户”和“盐井役”,宋代称“盐亭户”“井户”“灶户”,元代称“灶户”,明代称“灶户”“井户”“灶丁”“灶夫”以及“山匠”,清代称“盐工”“灶丁”,近代又称晒户(福建)、板户(浙江)、滩户(辽宁)①。 直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川康盐务管理局才明文规定全川从事制盐生产的人,一律称为“盐工”②。

  作者:潘玉虹 陈建华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盐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盐工又分为若干工种,各类工种都有专门称呼。 如在民国二十八年,自贡盐场有盐工工种73种,根据盐工与井盐生产的关系可将盐工划分为直接盐工和间接盐工两大类。 每类又分若干工种,直接盐工有39种技术性强的工种(如煎盐工、生火工、桶子工、锯盐工、笕山匠等)和14种技术性稍弱的工种(如晒水匠、放水匠、扯水工等); 间接盐工有放盐长班、吊称、督运、板车工、挑盐水等20种③。

  文史论文投稿刊物:《盐业史研究》(季刊)曾用刊名:井盐史通讯,1986年创刊,是我国唯一以盐为研究、宣传对象并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性刊物。它以反映代表我国盐业史学术界高水平的研究新成果为己任,尤其注意发现、扶植在一定时期独具特色、独领风骚的优秀作品。

  专业手工业者的盐工④ 是盐业的最直接参与者,是盐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更是盐业历史的创造者。 因此,作为盐业史研究的重要部分,盐业人物的研究不仅应该包括对盐业有着重要影响的盐官,推动盐业发展的历代盐政改革者及富甲一方的盐商,而且也应该包括处于盐业生产一线的盐工、灶夫、背夫等盐业劳动者。 同时,在当今国家大力倡导工匠精神的氛围下,对盐工进行深入研究,更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不揣谫陋,拟从宏观上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近代盐工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梳理,分以下八个方面逐一介绍。

  一、对盐工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

  古有民谣:“世上三样苦:烧盐,打铁,磨豆腐。 ”①“农人之苦有春秋,灶民之苦无旦昼。 ”坊间有民谚流传:盐民都有“七痛”之苦,即肩、背、腰、眼、膀、腿、脚七处痛②,又有谚语说“十个盐民九个驼”,盐业劳动者的艰苦性可见一斑。 因此,为了保证盐业正常生产和财政收入,朝廷往往都要采取某些强制性措施(例如编配罪犯、限制盐业从业人户转业及迁徙自由)和保护措施(如免除杂徭役),从而把盐业劳动力固定在盐业生产上③。 到了近代,盐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工作环境极其恶劣,劳动强度极大,生活极端困苦,仍有不少因劳累过度致死的现象。

  国内近三十年来对近代盐工生产生活状况的研究,既有专题研究,也有较多论文附带论述。 宋良曦在《历史记载中的四川盐工》(《盐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文章中较详细地分析了近代四川盐工的工种和人数变化、论述了四川盐工的艰辛劳作和盐工悲惨的生活状况与待遇,认为四川盐业在漫长的发展和演进中,到近代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分工细密、技术精湛且富有开拓精神和奉献精神的盐工队伍,他们使四川井盐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贡市贡井区委员会编的《盐都发端·贡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专著,在其第二编“盐咸贡井”部分,分析了近代贡井盐场盐工的工种和工资,反映出了盐工工资差别大,在民国时期随着物价上涨,盐工的实际工资不是增加而是减少。

  苗成的《民国时期云南盐工的生活状况》(《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3期)是一篇集中描述民国时期云南盐矿工悲惨生活的文章,该文较详细地考察了云南盐矿工人的悲惨生活和艰辛的生产条件,分析了领班制度以及灶户对煮盐工人的压榨剥削,认为盐矿工们的贡献与所得悬殊极大。 温礼敬在《红军长征与滇中盐工》(《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分类介绍了近代云南各类盐工如人间地狱般的生产生活条件,考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来到云南后开仓分盐、领导盐工革命,盐矿工们积极参加革命的史实,鲜明地对比突出了盐工长久以来所受到的非人境遇。

  尹馨萍的《近代滇盐场产研究》(《民族论坛》2015年第6期)一文,从经济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云南盐业生产领域中生产者的类型、来源、组成和分工职责,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近代云南盐业生产领域中生产者身份发生了分化:形成了灶户—中间管理层—盐工三个阶层,盐业生产者的分化推动了盐业生产关系由传统的“丁份制”演变成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

  李玉梅、李玉环、王宪明和郭宏伟的《历史视野下近代长芦盐工研究》(《史志学刊》2015年第1期)一文,考察了近代长芦盐区盐工的类别、工资以及生产流程,揭示了近代长芦地区盐工极其恶劣的生产条件和悲惨的生活状况,认为盐工的工作环境与劳动付出不相匹配。 李玉梅、赵江龙、郭晓璇的《简述近代长芦盐场工人的生产和生活》(《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文章,分析了近代长芦盐场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盐工精神,呼吁要更好地认识盐工,要保存、传承盐工精神,并将他们那种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不怕困难的盐工精神传递下去。

  赵赟的《近代苏北沿海灶民群体研究》(《盐业史研究》2008年第3期)文章,全面梳理了近代苏北沿海灶民① 群体从式微到终结这一演化过程,在“废灶兴垦”的过程中,苏北沿海灶民群体日益旁落,式微加速,其生活也每况愈下,并与场商、移民及公司的纷争不断,最终在1939年的大海啸中走向终结。 赵赟认为,灶民群体从式微到终结这一演化过程有其“天灾人祸”背景。

  李晓龙的《〈乌石盐场纪略〉所见民国时期广东的盐场制度》(《兰州学刊》2016年第5期)一文,以广东《乌石盐场纪略》所载,着重分析了民国时期广东盐户的户籍赋役、盐场的生产与管理,认为广东地区盐户进行盐业生产,实际上比一般工人和农民的收入略高。 杨强的《民国时期的河东盐池盐工工资》(《浙江档案》2018年第12期)文章,利用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对民国时期的山西运城河东盐池盐工工资进行了分析,总结出民国时期河东盐池盐工的工资呈现出收入低、级差大、季节变化明显、结算方式独特等特点。 他认为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与河东盐池特殊的生产经营状况以及盐工所处的社会地位有较大的关系。

  陈洪友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山东土盐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09年),特别提到了近代山东生产土盐的盐民的职业构成、生产生活状况问题。 他认为盐民多数来源于贫苦农民,且土盐生产条件简陋,劳动强度大,盐民比较辛苦。 宋佳的硕士学位论文《1931—1937年青岛盐业研究》(青岛大学,2016年)在分析盐民(青岛一般称为盐户)的经济状况时,考察了近代青岛盐工的工资以及由于工资低而引发的罢工热潮和抢盐风潮。 她认为盐工是中国盐业发展最大的贡献者,同时也是最大的牺牲者。

  二、对盐工反抗压迫进行斗争的研究

  近代以来,随着盐工队伍的日益发展壮大,盐工们为反抗盐商和政府的残酷压榨,进行了形式各异的反抗斗争。 柴俊青的《冀豫边区盐民运动初探》(《殷都学刊》1991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冀南、豫北十余县盐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击和驱逐国民党缉私盐警的运动,认为这次运动把盐民群众争取自身生存权的斗争和全国的政治斗争以至民族斗争都结合了起来,这有利于提高盐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并为此后的民族革命斗争准备了条件。

  王仁远、陈然、曾凡英编著的《自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专著,用了一定的篇幅叙述了近代自贡盐工的人数、劳动状况、工资以及行业帮会的形成,侧重描述了盐工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盐工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陈其桐的《庵东“七·二三”盐民暴动》(《宁波通讯》2007年第7期)一文,叙述了1924年7月23日在浙江余姚庵东,爆发了上万名盐工怒打帝国主义列强设立的秤放局的壮举。 作者认为此次暴动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一次罢工斗争,举国为之震惊,并促使中国第一个盐民组织——庵东盐民协会的成立。

  宋良曦的《盐场工人运动领袖肖凤阶》(《盐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文章,叙述了盐场工人运动领袖肖凤阶受共产党的派遣,在自贡盐场领导盐工进行革命活动的事迹,反映了近代自贡盐工具有觉悟高、斗争性强,善于团结协作的特点。

  张棋在其文章《近代自贡盐工生产、生活状况及其斗争》(《广角视野》2010年第15期)中概述了近代自贡盐工的来源、地位、生活状况以及斗争情况,侧重于描述盐工所受的重重压迫和剥削以及做出的反抗。 蔡鹏飞的《民国时期的陕北抗税事件》(《税收征纳》2016年第2期)文章,从税收角度考察了1924年陕北盐工因盐税过高打砸盐厘局并为农民出头的史实,以及1929年盐工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抗税运动,最终迫使盐局减税的事件,突出了盐工们不畏强暴、勇于斗争的精神。

  孙娇的《战后浙江盐政的重建与变革(1945—1949)》(杭州师范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在论述二战后国民政府实行新税法的效果时,分析了1947年岱山盐民事件,她认为其缘由是盐民因为盐价过低,生产贷款被克扣以致生活难以为继而被迫进行的斗争,也折射出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腐败。 张广杰的《社会生态视域下胶东盐利争夺与盐民生活(1927—1937)》(《民国研究》2016年第1期)文章,从社会生态视域的角度,考述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在胶东地区借整理盐务,对基层实行了超经济掠夺,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失衡,从而使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盐民生活更加悲惨。 张广杰认为暴力反抗成了盐民对抗政府高额盐税和盐商专权的重要手段‍‌‍‍‌‍‌‍‍‍‌‍‍‌‍‍‍‌‍‍‌‍‍‍‌‍‍‍‍‌‍‌‍‌‍‌‍‍‌‍‍‍‍‍‍‍‍‍‌‍‍‌‍‍‌‍‌‍‌‍。

  刘宝吉的《盐之魅:秘密会社、革命与国家——以山东为考察区域(1920—1940)》(《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0年辑刊)文章,从社会史的视角考察了秘密会社、革命与盐的关系,分析了山东地区盐夫和盐民被逼迫加入秘密会社反抗压迫,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盐民、盐夫的痛苦生活。

  三、对盐工与盐业技术的研究

  在古代,新技术的发明往往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者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偶然发现和经验总结。 可以说,盐业生产技术的革新历程就是盐业生产者们不断同自然进行顽强抗争、进行艰苦探索以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工艺的过程,这也是一代又一代盐工们盐业生产经验不断累积的过程。 而制盐工艺中,井盐的生产工艺可以说是相当复杂的,为了把深藏于地下的盐卤开采出来,盐业工人在漫长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发明了数以百计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盐业生产工具。

  到了近代,盐工们以惊人的聪明才智,艰苦卓绝的创造精神使井盐生产技术日趋完善。 孙明经等摄影、孙建三、黄健、程龙刚撰述的《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用大量照片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民国时期自贡奇特的采盐工艺流程。 该书指出,对井盐业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钻井技术在清末至民国时期得到了不断提高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凿井工艺。 同时为了解决盐场卤水和天然气的不平衡,实现异地煎卤,自贡的盐工们因地制宜地把管道输卤技术发展成为一整套完整、科学而又实用的竹笕输卤工艺。 该书反映了近代自贡盐工的生活状态,蕴含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宋良曦的《岩盐钻井水溶开采与自然连通开采技术》(《盐史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文,叙述了清末自贡发源井用钻井水溶单井提捞法工艺开采岩盐的经过,反映了盐业工人对采盐技术创新的贡献。

  李华在《近代四川盐业生产关系的特点》(《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以盐业生产关系变化的视角,考察了近代四川地区灶户随着凿井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盐业的分工。 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盐业生产关系的变化源于盐业生产行业中汲卤机械化的发展,而汲卤机械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井盐业其他环节机器生产的尝试,还引起该地区整个生产结构的变化。 王芳的《岱山民国板晒制盐》(《浙江记忆》2012年第20期)一文,通过一组岱山县档案馆珍藏的老照片,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民国十四年浙江岱山盐民从筑溜、纳潮、整漏、淋卤、摊板、收盐、称盐到运盐的板晒制盐过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民国时期岱山地区的制盐工艺。 该文是研究浙江盐业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近代盐业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技术含量不断提高,这是盐业劳动者们长期不懈努力创造的见证。 在当时仅依靠人力和畜力、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自贡盐工用一种古老的技术开凿了近1.3万口盐井,创造了世界地质钻探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①。 这无不体现着盐工们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不畏艰难、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 陈列在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大量凿井工具、井下落物打捞工具、井盐制作工具等文物,无不再现着盐工们的精妙构思和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四、对盐工与盐业改革的研究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盐业技术的进步,旧时的食盐产销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为了增加国家税收,晚清和民国政府对盐业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②,盐工是盐业最直接的生产者,其中较多的改革与盐工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李琼的《20世纪40年代川北盐场盐工保险述论》(《民国档案》2006年第4期)一文,剖析了国民政府对川北盐工实施保险的起因:为稳定井盐生产,满足抗战时期军需民用和防止盐工受共产党影响。 文章概述了其过程并对其办理简况和特点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川北盐工保险实践活动在民国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曾凡英的《中国盐业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以张謇的盐业改革为中心》(《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7年)一文,阐述了为改变当时中国盐业经济的落后面貌,张謇作了大胆的改革,其中“革除丁籍、体恤盐丁”是张謇盐业经济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謇认为,为了增加食盐产量、强化食盐缉私,对盐工须实行人性化管理。 其改革为中国盐业经济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③。

  马俊亚的《两淮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张謇盐业改革的实践与困境》(《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文章,在分析张謇盐业改革失败的原因时认为,由于国家政策的强制和盐业身份的限制,直接从事盐业生产的灶丁、盐民无法分享盐务改革的任何利益,任何时候他们都是当然的被牺牲者。

  李博强在其《“盐”以忧国:何维凝的盐政改革观》(《盐业史研究》2018年第3期)文章中,在分析何维凝盐政改革思想形成的原因时,考述了民国时期盐工生活艰苦、工资低、无保障的生存现状,提出要提高盐工的待遇。 他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自贡盐业的飞速发展,是这一时期民国政府实行了一些有利于盐业特别是盐工的政策的结果。

  蒋函秀的硕士学位论文《西北盐务管理局研究(1937-1949)》(西北师范大学,2020年),简述了抗战时期西北盐务管理局加强盐工管理与重视盐工福利的措施,此举既保证了抗战期间西北的食盐正常生产和运销,也有利于维护西北地区的社会秩序稳定。

  五、对盐工与抗日战争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在这过程中,盐工特别是四川的盐工,虽身处大后方,却被特准缓服兵役,以特殊的方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盐工们不畏战火硝烟,为抗战担起“天下盐,天下粮”的重任。

  前文提及的《遍地盐井的都市——抗战时期一座城市的诞生》一书,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抗战时期自贡井盐生产的状况,重点叙述了盐工在抗战中的贡献,提卤工人和烧盐工人极其艰辛的工作条件,同时盐工们还极富爱国热情,多次献金捐款,积极声讨叛国投敌行为。 作者认为在八年抗战中,自贡盐场撑起国脉,为前线军费的开支,为大后方经济的稳定,贡献不菲,自贡盐业工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良曦在《自贡盐业在抗战经济中的作用和贡献》一文中,论述了自贡盐工不但为抗战积极增产加运食盐,还勇赴国难、慷慨捐输、踊跃献金。 他认为自贡盐工具有“奉献不甘国人后”的无私精神。 程龙刚、周劲的《贡井盐场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纪实》(《四川档案》2012年第4期)文章认为,抗战时的自贡盐工尽管生活非常困苦,却积极献金,着实让人钦佩。 蒙德铨的《抗战时期自贡盐工的贡献》文章,概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解决国统区的军需民用,国民政府下令增产川盐,在此情形下,处于生产一线的盐业工人在劳动、生活都极为艰苦恶劣的条件下,冒着生命危险,努力生产。

  赵小平的《抗日战争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一文认为,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由于云南盐业技术工人多非本地人,同时工资低、福利较差,导致盐工缺乏,这成为影响盐业生产的主要因素,从而致使云南食盐生产能力受到极大限制。

  在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盐工们积极生产,竭力支援抗战。 白福易、冯建亮的《陕甘宁边区盐业的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中国盐业》2018年第18期)文章,展现了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的盐工集体劳动,盐业生产运销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盛况,边区盐业出现崭新局面,并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于海根的《试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盐务工作》(《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一文,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华中地区的盐务工作,展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前盐民不但受到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双重压榨,而且也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和摧残,长期挣扎在生死线上。 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盐民们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基本生活也得到了保障,并用过剩的食盐为抗日战争筹措了大笔资金,有力地支援了华中前线的战争。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下,沦陷区的盐工生产生活更加艰难。 韩魁武的《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下的复县盐业》(黄健、程龙刚、周劲编著《抗战时期的中国盐业》,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一文,特别关注了复县(现辽宁省大连瓦房店市)盐场工人在日寇、汉奸等压榨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凄惨万状的生活。 李晓媛的《战时日军对河东盐的管制及其影响》(《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认为,在日军的管制下,运城河东盐工生活更加困苦,盐工人数锐减。

  芮和林的《日本侵华时期的长芦盐区》一文(黄健、程龙刚、周劲编著《抗战时期的中国盐业》,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1年),考察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下,长芦盐区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的盐工甚至被迫害致死。 盐工在中共冀东地委的领导下,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宋志东的《抗战时期山东盐业的曲折发展》(《盐业史研究》2015年第3期)文章,分析了在山东盐区沦陷、盐场被占后,盐民们被逼得纷纷破产,以致弃滩逃亡,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盐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良好条件。

  六、对盐工与私盐的研究

  “国之大利在盐,盐之大害在私。 ”① 私盐自古就产生了,在私盐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盐业生产者由于所处的艰难困境,往往在生产领域和运输领域被迫参与。 到了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环境下,私盐问题依然突出且更为复杂②,盐业生产者们的境况并没有多大变化,为了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参与走私‍‌‍‍‌‍‌‍‍‍‌‍‍‌‍‍‍‌‍‍‌‍‍‍‌‍‍‍‍‌‍‌‍‌‍‌‍‍‌‍‍‍‍‍‍‍‍‍‌‍‍‌‍‍‌‍‌‍‌‍。 “(灶民)收支相抵,所余无几,衣食所需,时虞不足,终至不得不运售私盐,以维生计。 ”③ 邓玉昆在其《我所知道的民国食盐走私》(《盐业史研究》1990年第4期)文章中,以亲历者的身份口述了民国时期食盐走私的15个案例,其中多个食盐走私案中都有盐工的参与,甚至是主谋。

  曹金发、董杰在《试析民国政府前期两淮私盐的种类》(《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文章中认为,民国前期两淮地区生产领域内灶私是私盐的重要形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垣商或场商因多种原因不能照价或未及时付灶丁工钱,灶丁为了生计被迫将盐私售给盐贩,同时官盐因河道堵塞、天气等原因运不出去,盐商无钱付灶丁,灶丁为糊口也只有售私。 朱霞在《从口述材料看民国时期的私盐运销——以云南诺邓盐村为个案》(《民俗研究》2006年第3期)一文中,阐述了背盐的背夫迫于生计而贩卖私盐,作者认为这种私盐活动是盐工用性命去抗争的生存活动。

  纪荣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陕北盐业研究》(延安大学,2011年)在分析近代陕北私盐产生的原因时,认为是政府的政策导致脚户运盐无利甚至亏本,只能参与走私。 李慧艳在其硕士学位论文《1927-1937年间福建私盐问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中论述民国时期福建私盐市场的主要供给者时,认为盐民是迫于生计的无奈而从事贩运私盐这一行业的。

  同时在沦陷区,私盐也广泛存在。 郭明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日本对长芦盐的掠夺与食盐统制配给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08年)中认为,由于盐工在日伪当局的残酷压榨下,为了生活被迫夹带贩卖私盐,甚至大规模抢劫坨盐。

  七、对盐工与艺术的研究

  盐工们不但为盐业生产运输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 独具魅力的盐工号子① 就是其典型代表。 盐工们在贫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中创造的音乐文化,充满了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是盐业历史的投影。 陈学名的文章《盐工血泪化歌声》(《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3期),收集了大量的自贡盐工民歌、盐工号子,这些民歌、号子生动形象地映照出了自贡盐工的艰辛生活:“天辊辊转,地辊辊圆,老汉推水儿赚钱; 盐商老板吃鱼肉,盐工菜里没有盐; 今天还在阳世上,一只脚踏鬼门关; 财主家里笑不断,盐工屋头泪不干。 ”② 盐工们没日没夜地凿井、采卤、煎盐、运盐,结果自己菜里却没有盐,更苦的还吃不饱:跨进财主门,稀饭几大盆,团转起波浪,中间淹死人。

  尽管如此,自贡盐工也创造了大量的民歌来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排遣劳累、饥饿、悲愤。 黄宗坛、黄宗壤的《自贡盐工号子浅析》(《盐文化研究论丛》第四辑,巴蜀书社,2009年)一文,考察了近代自贡盐工号子种类众多的原因和盐工号子在组织劳动中的重要性。 作者认为它有解除疲劳、振奋精神的作用,是盐工集体智慧的结晶。 宫修建的《文学视野中的盐都音乐——读 <自流井>解自贡音乐形态》(《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七辑,巴蜀书社,2013年)一文,在分析王余杞的小说《自流井》时再现了近代自贡盐工号子产生、运用的真实场景。 文章认为盐工号子产生于盐业生产劳动过程之中,盐业劳动人民为人类创造了大量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宫修建的另一篇文章《透过自贡“盐工号子”谈音乐文化的阶级属性》(《文教资料》2013年3月)在论述近代盐工号子的阶级属性的基础上,认为盐工号子是近代自贡众多的无产阶级群体在井盐生产劳动中创造的有着自己阶级特色的艺术形式,并作为精神性劳动工具和技术手段直接参加了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创造活动。 潘金的《川南盐场音乐结构特征研究》(《音乐时空》2015年第10期)文章,在阐释近代川南盐场音乐结构的特征形态时认为,盐工号子是源于社会底层的盐工们,透射出了下层盐业劳动人民的生活形态和特征,展现了当时当地盐工们的智慧和价值观念。

  八、其 他

  清中后期起,随着盐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盐业工人队伍不断壮大,盐业分工日渐细密,盐场中的社会群体力量逐渐壮大、成形。 如自贡地区的盐业工人基于不同的籍贯、社会地位和不同工种等,逐步形成了利害相关的盐业工人组织——行帮会。 关于近代盐工与行业帮会的关系,黄健的《行帮与自流井盐业》(《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2期)一文,就自贡盐场帮会的产生、组织形式、社会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黄健认为近代自贡盐工总数的70%至80%都加入了各种帮会组织,这有利于维护盐工的自身利益和调解盐工内部以及盐工与盐商之间的矛盾。 盐工帮会对盐场的经济生活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众多盐工加入了帮会,帮会内部组织严密,纪律性强,对共产党领导的工运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贡市贡井区委员会编的《盐都发端·贡井》(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专著,在其第三编“地灵贡井”部分,简述了近代贡井各盐场的帮会组织与活动。 他认为帮会会影响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风气,在社会变化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于近代盐工分工的问题,王德超的《贡井盐场盐业分工初探》(《贡井盐业历史文化研究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文,阐述了四川贡井盐场盐业生产的主要工序。 文章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近代贡井盐场盐业生产分工细密、各项工种配合默契。 这不但保证了盐产品的质量和提高了盐业生产的效益,而且带动了辅助行业的发展,也给当地和周边众多的平民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关于盐运群体在盐业发展中的作用,杨亭的《清代民国时期川鄂盐运群体及其盐业贸易》(《盐业史研究》2016年第2期)文章中,从盐业运输方面,对清代民国时期川鄂盐运主体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其认为盐运中的践行者即运盐工人不仅是中国内陆东西部盐粮交换的实际践行者,也是土家族、苗族与汉族等民族交往与社会互动的推动者。 盐运工人们是构建盐业生产地与销售地及其与盐道周边族群的关系的不可或缺者,在满足了族群内部与外部之间通过集市完成经济交换功能的同时,还发挥了促成川鄂盐运贸易体系形成等其他社会功能。

  关于近代盐工纠纷的问题,杨亭在《民国时期川盐产销纠纷案中的解纷组织》(《盐业史研究》2018年第1期)文章中,在分析川盐产销纠纷案件时,着重论述了工种相异的盐工的工津待遇纠纷、盐工工籍以及盐工非法组织的相关纠纷案件及其处理。 这些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川盐产销环节中各方的利益追求以及问题导向,纠纷解决得当与否将会直接影响整个盐业。

  关于解放时期国统区盐工的斗争情况,浙江省档案局课题组的《浙江省档案馆所藏盐务档案中的1948 年岱山盐民暴动案》(《浙江档案》2017年第3期)一文,梳理了1948年浙江岱山盐民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举行了反对原盐集中的游行,最终演变成声势浩大的暴动事件。 文章认为暴动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顺利,是因为有共产党领导的盐业工会组织以及中共地下党的从旁协助。

  余 论

  综上所述,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近代盐工的生产生活状况、盐工斗争、盐工与盐业技术、盐工与抗日战争、盐工与盐业改革、盐工与私盐、盐工与艺术等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促使对近代盐工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以期刊论文为主,同时也有多篇学位论文关注到了盐工这一群体,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出多样化,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

  但是相较于盐业史其他方面,如盐务、盐政、盐商、私盐、盐文化传播等专题的研究,盐工研究方面就显得明显不足,集中研究盐工的专著寥寥无几,专题研究论文不多,对盐工与盐业技术的改进、盐工与私盐以及盐工与艺术等方面缺乏深入细致的探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笔者认为在于学界对此重视度不够,同时也受到资料收集、整理等的限制,此外或者也因研究者的兴趣所致。 然而盐工作为盐业最直接的生产者,与盐业的产生、发展休戚相关,是盐业历史的最直接的参与者、见证者,对其深入研究,不仅能弥补盐文化研究的薄弱点,还能拓展对近代社会史、经济史的深入研究。

  纵观整个盐业的发展,特别是在盐业生产与运输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盐工在盐业发展中的重要性。 食盐的生产销售由各个环节有机组成,各个环节既是盐业的一部分,又对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着特殊的作用。 文化是在历史长河中由无数劳动人民创造的,盐文化也是如此。

  丰厚的盐文化源自于盐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因此,盐文化不应该仅仅是盐政、盐法、盐税、盐商、盐官方面的文化,一代又一代辛勤劳作在盐业一线的盐工群体也应是盐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伴随着历代盐业生产者的繁衍生息与不懈探索创新,盐工们铸就了独特的性格和品行,凝聚成了灿烂的盐文化,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盐业精神所包含的社会人文价值,是值得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的。